垃圾分类难推广 专家:需要法规约束市民等环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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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2-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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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月21日,新京报记者了解到,北上深等一线城市正在讨论制定共享单车管理规范及行业标准,其中上海有望在6、7月份施行。  此前共享单车分别在北京、上海等地遭遇管制。3月20日,北京市西城交通委约谈了摩拜、ofo两家共享单车企业,要求控制西城区共享单车数量,并规定在长安街沿线等10条大街禁止停放共享单车。3月15日,上海交通委也因市区投放“饱和”和乱停乱放等约谈6家共享单车企业。  记者注意到,上海、深圳、南京等地区都在拟定管理规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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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北京市卫计委新闻发言人高小俊表示,医疗费用应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医保基金稳定运行和公众承受能力相协调,维护患者的基本医疗选择权和负担水平。北京市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素芳表示,经测算,改革后全市医疗费用总量上基本平衡,患者费用负担总体没有增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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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同一天,摩拜单车正式宣布进军新加坡,开始在当地服务,新加坡也成为摩拜单车走出国门,跨向海外的首站。此前ofo已在新加坡进行了运营,去年12月底,ofo还宣布在硅谷、伦敦等地开启城市服务试运营。今年3月10日,在美国西南偏南音乐节上,也出现了ofo的身影。  有业内人士分析,二者之所以将海外第一个落脚点选在新加坡,是因为当地是亚洲为数不多允许共享单车发展的国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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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报道称,这些网络攻击主要集中在韩国国防部、韩国国防研究院等与萨德部署有关的实际业务部门的官网,因此被分析报复萨德的可能性很大。这意味着中国围绕萨德的对韩反制措施已超越经济领域,扩大到网络空间。该报说,如果中方的类似攻击持续进行,不排除中国黑客突破韩国国防网络系统并获取萨德相关情报。

垃圾分类为何难推广(法治头条·聚焦城市精细化管理④)江西靖安县按照“户分类、村收集、乡转运、县处理”的方式,全面推进垃圾一体化处理。 同时,采取“垃圾换商品”的激励机制,鼓励垃圾分类。 图为靖安县水口乡青山村垃圾分类收集点,保洁员漆家利将收来的垃圾进行二次分类集中装桶。  任江华徐仲庭摄影报道  公共机构示范引领  本报记者柯仲甲方圆  和往常一样,家住黑龙江哈尔滨市某小区的孟先生吃完晚饭后,把生活垃圾丢在了单元楼门口的垃圾桶里。

提到为什么没有垃圾分类时,孟先生表示,“虽然有点嫌麻烦的因素在,但主要还是小区垃圾分类桶配置不合理。

”据孟先生介绍,每栋单元楼门口都放着写有“可回收”和“不可回收”字样的两个垃圾桶,但垃圾桶的容量都很小,中看不中用,“不可回收”桶很快被厨余垃圾塞满了,住户们只好把厨余垃圾扔到旁边的“可回收”桶里,“久而久之,大家也就随意扔了。

”  而住在哈尔滨市另外一个小区的韩女士告诉记者,“之前宣传过垃圾分类的事,我家也坚持了一段时间,可回收的和不可回收的分别放在两个袋子里。 后来,我发现保洁都是将分好类的垃圾一股脑儿放在一个箱子里。 我们在家分好,人家收的时候又混在一起,这不是做无用功嘛。 ”韩女士抱怨。

  垃圾分类和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,但生活垃圾分类实行多年,效果却不理想。 “生活垃圾分类,从住户到物业、运输、处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,哪个环节出问题,整体效果都会大打折扣。 ”哈尔滨市一小区物业经理李先生曾在多个小区工作过,他对于垃圾分类深有感触,“在垃圾分类工作中,物业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,但物业是个公司,经济效益是第一位的。 ”  李经理坦言,对垃圾分类就意味着增加运营成本,物业要多配备保洁人员,还要制作各种宣传材料,临时堆放垃圾的地方也得适度改造,匹配垃圾分类后的存放需要。 “在不提高物业收费标准的情况下,需要政府政策和资金的支持。

此外,还得住户配合,垃圾清运车辆也要‘桶装车载’,这些都需要政府加大支持力度。

”  2017年,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、住建部《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》,提出到2020年底前,在部分重点城市的城区范围内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。 《方案》明确,实施区域内的公共机构和相关企业作为主体,负责对其产生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。

同时要求政府引导居民自觉、科学地开展生活垃圾分类,但并没有提出强制性的要求。   日前,记者从黑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,黑龙江已经在省直机关率先开展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,充分发挥公共机构示范引领作用。

  “垃圾回收容器由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制定配备标准,省财政集中核销,目前已经在省直各机关中全面覆盖。

”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节能处科长罗佳春介绍,省政府机关食堂引进了餐厨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设备,并作为试点向全省铺开。 同时,鼓励全省就餐人数1000人以上的单位食堂全部使用餐厨垃圾处理设备。

  黑龙江在推进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中,要求各单位制定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,与具备资质的垃圾回收公司签订处置合同,由企业承担各机关办公区各类垃圾的分类收集、运输和处理工作。 “我们还通过各类媒体平台向全省党政机关公共机构发出倡议,向机关干部职工普及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有关知识,强化意识提升。 ”  “无论公共机构还是居民小区,最关键的一点是政府应做好不同类别生活垃圾回收率的评估工作。 ”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建议,“哪些回收率高、哪些回收率低,政府应该有个底。 在这个基础上,和现有的垃圾回收渠道进行对接融合。 比如有害垃圾回收要和危险废物的回收统筹起来;可回收物回收要和目前广泛活跃的废品回收体系对接融合,提高回收效率。

同时,更加注重用经济手段刺激推动居民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。

”  法治刚性全程监督  侯琳良万丽君  “垃圾分类?没想那么多,哪个垃圾桶近就丢哪里。

分类回收是好事,就是做起来太麻烦。

”湖南长沙某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内,居民刘女士收完快递,随手就将纸盒扔进了餐厨垃圾桶,而50米外,就有一个可回收垃圾桶。

餐厨垃圾桶外,明确标注了可收集的垃圾类型:菜梗菜叶、果皮、剩菜剩饭等。

可打开桶盖一看,里面夹杂着不少包装盒、塑料袋等垃圾。   居民一扔了事,要对其进行分类运输和处理,就成了一个难题。 “分类回收的运输车辆拒绝接收混合垃圾。

”小区物业负责人马经理说,在运输车辆到来之前,对居民随手扔掉的垃圾进行重新分类,成了小区保洁员的重要工作。   然而,即使经过保洁员“粗分类”,仍有不少混合垃圾流入分类终端处理系统中。 湖南一家餐厨垃圾处理公司负责人易志刚介绍,收集车每日收回的餐厨垃圾中,塑料袋、纸盒等生活垃圾的比例达到20%以上。

  长沙市日产垃圾近8000吨,每年以10%的速度增长,唯一的生活垃圾处置场已不堪重负,常住人口760多万的城市正遭遇着“垃圾围城”的困境,位于望城区黑麋峰的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场,日处理量已超出原设计负荷一倍。   “有害先分开,能卖拿去卖,干湿两分离。 ”2016年底,长沙在57个社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。 不仅配置了分类垃圾桶,还为每户居民发放了专门收集厨余垃圾的不锈钢垃圾桶。

然而,一年过去,坚持使用者已经寥寥无几。   “居民看不到分类的好处,也看不到不分类的坏处。 ”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袁兴中认为,完全靠鼓励、倡导和宣传很难说服居民去将垃圾分类。 “垃圾分类没有严格的界定标准,居民的意识也跟不上。 ”袁兴中说,很多居民搞不清楚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的严格区别,只凭常识去区分。   居民参与度不高,操作繁琐也是重要原因之一。

“原本小区内每层楼都有垃圾桶,但实行分类之后,居民需要下楼扔垃圾。

”马经理说,不同的垃圾要使用不同的容器收集,这大大降低了居民的积极性。

  为了鼓励居民进行垃圾分类,不少小区特意配备了智能垃圾分类装置,效果也不尽如人意。 “参照国外的成熟模式,引导加强制缺一不可。

”长沙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环卫处处长钟庭表示,目前仅有少数一些城市出台了垃圾分类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,大部分城市都缺乏法律依据,“而且即使有法可依,也面临执法难、取证难的问题。

”  日前,住建部印发了《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》,确定今年3月底前,46个重点城市出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施方案或行动计划,到2020年底前,基本形成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。

  对此,钟庭认为,制定法律法规首先要出台垃圾分类的标准。

而标准的设立,需要因地制宜,考虑到当地的垃圾产生量、土地空间以及地方财政对垃圾分类的投入力度等。   “树立生活垃圾合理分类的社会共识,需要通过刚性的手段去约束。

”袁兴中说,法律法规不仅是用来约束市民,收集、运输、处理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法律来规范,要将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。 政府部门要强化全过程监管,使垃圾前端分类与后续处理统筹兼顾。   严格执法的同时,也要提高居民的主动性和自觉性。 在杭州,专业环保公司与周边商户合作,建立可兑换的垃圾分类积分奖励机制,居民可以用积分到社区周边商户购买商品;在广州,居民既可以用积分到专门的兑换中心购买商品,也可以换取现金。   “强制或是鼓励,都是为了让垃圾分类成为一种行为自觉。 ”钟庭说,从人人都是垃圾生产者到人人都是垃圾分类者,还需要一段不短的过程。 来源:人民日报责任编辑:侯哲。